第204集：保甲法实施与户籍军事化

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/畅读/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，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。

保甲法与北宋户籍制度的军事化重构——王安石变法中的基层控制革命

一、乱世前夜：保甲法推行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动因

北宋中期，“三冗”问题（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）与社会矛盾交织，形成积贫积弱的困局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仁宗时期全国禁军数量已达82.6万，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，而厢军虽达43万却“多老弱不任战”，边防对西夏、辽朝屡战屡败，内部则“盗贼充斥，州县不能制”。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贝州王则起义虽仅持续66天，却暴露出地方治安体系的崩溃——州县巡检司兵力分散，乡兵“平时则事稼穑，应募则苦训练”，既无力御敌，又因征调频繁加剧流民问题。

王安石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尖锐指出：“今之散青苗钱者，无问民之贫富，愿与不愿，强抑与之”，而更严重的危机在于基层控制的松弛：“民不知畏，而奸邪易以妄作”。他认为，唯有将户籍管理与军事组织深度绑定，才能既解决“寇盗充斥”的治安难题，又通过“什伍相保”重构赋税征收的人口基础。英宗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三司使韩绛奏报：“天下户口岁增，而垦田日削，赋役不均，盖由版籍不明”，这一现状促使神宗朝变法将户籍整顿作为核心突破口。

二、什伍相维：保甲法的制度设计与户籍编织

（一）三级架构：从“保”到“都保”的户籍军事化编制
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王安石颁布《畿县保甲条例》，规定乡村户籍以十户为一保，五十户为一大保，五百户为一都保。保设保长，大保设大保长，都保设都保正与副保正，均由本地富户或武举人充任。以开封府畿县为例，每保需登记“主户、客户之丁口、畜产、田宅”，并绘制《保甲图》，详细标注每户位置、丁男数量及可充任保丁的人员（年二十至五十的健壮男子）。

这种编制突破了传统乡里制“以地分民”的模式，转向“以人统户”的军事化管理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保长需“逐保轮差，巡警奸盗”，大保长每月需率保丁“夜聚晓散”进行军事训练，都保正则负责汇总户籍变动与保丁武艺考核。元丰年间，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奏报：“都保之内，凡主户客户，岁时同保，有逃亡、移徙，皆须申官，不申者连坐”，可见户籍流动被严格控制。

（二）连坐之法：治安功能与户籍管理的绑定

保甲法的核心在于“什伍连坐”制度：同保内若发生盗窃、杀人、放火等案件，知而不告者，同保人一并治罪；若能捕获盗贼，则按功赏钱。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卫州获嘉县保甲捕获“剧盗”李逢，朝廷赏保长绢十匹、钱五十贯，这种激励机制使普通编户成为国家治安网络的神经末梢。

更具革命性的是，保甲将“客户”（无地佃农）纳入户籍管理。此前，客户因流动性强常被排除在赋役体系外，而保甲法规定“客户虽无田产，若系自耕农赁佃，亦许附保”，需与主户共同承担治安责任。这一举措使国家控制的人口基数激增，据《长编》记载，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全国保甲丁壮达693万，较变法前增加近两倍。

三、寓兵于农：保甲法对征兵制度的重构与实践

（一）保丁训练与正规军体系的衔接

王安石设想通过保甲训练，逐步取代冗弱的厢军，实现“兵农合一”。保甲法规定，每年农闲时，大保长需率保丁“集于县教场，阅试武艺”，由巡检司武官担任教练。训练内容包括弓弩、刀枪，考核优异者可升为“上保丁”，甚至补入禁军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开封府保丁考核中，1300人因“弓马娴熟”被选入龙卫军，这标志着保甲成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体系。

这种“准军事化”管理使户籍档案兼具兵籍功能。都保正需每年造册上报保丁“武艺高低、身材壮弱”，州府据此确定征兵优先级。元佑元年（1086年），保守派苏辙弹劾保甲法时称：“州县乡村，保甲每一都保，簿籍有四：一曰户长，二曰保长，三曰都保正，四曰兵籍”，可见户籍与兵籍已深度融合。

（二）军费节省与财政逻辑的冲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