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七集：西晋建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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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炎称帝时，三国鼎立局面仅剩东吴未灭。早在司马昭时期，就已制定\"先灭蜀，后伐吴\"的战略规划。泰始五年（269年），司马炎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守襄阳；王濬为益州刺史，督造战船，拉开灭吴战争的序幕。

（一）荆襄前线的战略经营

羊祜在荆州推行\"屯田戍边，攻心为上\"的策略。他减省戍卒，兴办学校，发展农业，使荆州\"军无缺粮之患，民有安业之庆\"。同时，对东吴采取怀柔政策：吴军来降者，去留自便；捕猎时所得禽兽，若先为吴人所伤，则送还对方。这种\"不战而屈人之兵\"的策略，逐渐瓦解了吴军的斗志，史称\"羊公恩信，遍于江汉\"。

（二）长江上游的水师建设

王濬在益州大造楼船，\"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门，其上皆得驰马往来\"，每艘可载二千余人。为隐蔽造船行动，王濬命人将削下的木片投入长江，顺流而下。东吴建平太守吾彦见之，上书吴主孙皓：\"晋必有攻吴之计，宜增建平兵。\"但孙皓沉溺酒色，不予理睬。

（三）灭吴之战的全面爆发

咸宁五年（279年）十一月，司马炎以贾充为大都督，指挥六路大军伐吴：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出涂中，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，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，龙骧将军王濬、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从益州顺流而下，总兵力二十余万。

吴军因长期疏于战备，防线迅速崩溃。太康元年（280年）三月，王濬水师抵达建业（今南京），孙皓效仿刘禅，肉袒面缚，衔璧牵羊，出城投降。自黄巾起义（184年）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局面，至此暂告终结，西晋实现了短暂的全国统一。

五、统治危机：太康盛世表象下的深层隐患

灭吴之后，西晋进入\"太康盛世\"（280-289年）。史载当时\"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\"，府库充实，社会安定。但在繁荣表象下，三大隐患正悄然滋长：

（一）门阀士族的崛起

通过\"九品中正制\"与\"品官占田荫客制\"，西晋政权与士族阶层达成政治妥协。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即可入仕，形成\"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\"的选官格局。以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，逐渐掌控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，皇权受到士族集团的无形制约。

（二）宗王势力的膨胀

分封制下的诸王，不仅拥有军事指挥权，还可参与朝政。如汝南王司马亮、楚王司马玮等宗王，先后在中央担任要职，形成\"宗王干政\"的局面。司马炎晚年，为制衡士族，又赋予宗王都督诸州军事的权力，使地方都督与宗王身份合二为一，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。

（三）统治集团的腐化

灭吴之后，司马炎逐渐怠于政事，沉溺享乐。他将孙皓后宫五千宫人纳入自己后宫，以致\"后宫殆将万人，常乘羊车，恣其所之，至便宴寝\"。在皇帝示范下，士族官僚竞相攀比奢华：石崇与王恺斗富，用蜡代薪，以锦步障五十里；何曾日食万钱，犹云\"无下箸处\"。这种奢侈之风，耗尽了西晋初年的国力积累，腐蚀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意志。

六、历史回响：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与长远影响

太康十年（289年），司马炎病重，次年驾崩，谥曰武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他在位二十六年，完成了从晋王到皇帝的身份转换，实现了三国归晋的历史使命，但也为西晋王朝埋下了速亡的隐患。

西晋的短暂统一（280-316年），犹如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涟漪。其政治制度上的二元设计（分封与郡县并行）、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妥协（保护自耕农与纵容士族）、军事战略上的失衡布局（重外轻内），共同构成了王朝速朽的内在逻辑。但另一方面，西晋在法律（《泰始律》）、文化（玄学清谈）、民族融合（五胡内迁）等领域的探索，又为后世隋唐帝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镜鉴。

从曹魏到西晋的权力更迭，本质上是汉末以来士族阶层与皇权博弈的结果。司马炎的称帝，标志着士族门阀从政治配角走向历史前台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门阀政治与民族大融合的新阶段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，既能看到禅代制度的精巧设计，也能洞察权力交接的血腥本质；既能感受太康盛世的短暂辉煌，也能预见八王之乱的必然结局——这正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复杂性与魅力所在。

结语

司马炎的一生，交织着雄才大略与志得意满，承载着王朝兴起与衰落的双重宿命。他以禅代方式建立西晋，完成了三国统一的历史任务，却未能解决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；他开启了太康盛世的繁荣景象，却纵容了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。这种矛盾性，既是个人能力的局限，更是时代变局的必然。正如《晋书》所评：\"武皇承基，诞膺天命，握图御宇，敷化导民......然作法于奢，终贻颠覆，庸非哉！\"这段历史警示后人：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，都离不开对制度缺陷的持续修正，对统治集团的有效约束，以及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。